傷寒雜病論義疏 劉瑞瀜疏釋 转自民间中医网
傷寒雜病論義疏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例言
一、本論經文，根據張傳秘本，共十六卷。是否復建安之舊，無從引證，以俟海內明哲，共相研討。
二、按世傳《傷寒論》，以宋刊林億校本為最古。其《千金方》所載，與林本間有出入。今以張本與林本對勘，凡字句增損不同之處，各附記本條之下，並標林本為通行本，名張本為古本，以資識別，以各本皆自林本翻刻故也。其餘箋釋諸家，各有更易刪削，悉出己意，不足引據。
三、凡古本經文，全條為通行本所無者，注“通行本佚”四字於各條之下，其古本字句為通行本所缺者，注“通行本缺”四字於各字句之下。
四、義疏之名，仿古德詮經之例。義者，本昆湘先生述師傳之大義，匯以尊聞所得，述正義以釋論旨之謂。疏者，由不肖疏通引證，演繹以釋本義者也。因醫經專名，每難據訓詁為釋，且疏義含意甚多，不得不注中加注，俾便研討。大旨皆參證《靈》、《素》，發揮師說，間有比類辭達之難，絕無向壁虛造之見。學者沉潛鑽仰，自得平辨一貫之用，知聖作明述之道，決非妄想思維所能億中而幸得也。
五、近者環海交通，西學東漸，其生理、病理之談，多可發明古義，疏中間加引證，取印經旨，原以明殊途之同歸，非求執兩端而共治。生理既無中外之分，病理寧有東西之隔？但西學偏重形質，國學偏重氣化。質力即體用之殊，形氣非水火之異。上工因氣求形，因形知氣，如廣域內之觀，必求形氣之合。為學日新，後來爭勝，本疏聊為洋溢國學之先導云爾（為學日新，後來爭勝，挽近國醫之新著，或兼采中西之說，或料簡二者之間，溝通未能，故步先失。不佞於丁卯歲，草國醫科學化講稿近五萬言，流通不多，大旨述整理國醫學之意見。所謂科學化者，在求診治之定理定義，非參合聲、光、化、電之說，便為科學化也。如不能得定理、定義，即西醫病理、診斷諸書，其中亦多不全科學之處。科學化之意義，幸勿誤解）。
六、《義疏》以演繹師傳、救世疾苦為旨，中間草創十年，稿凡屢易，仍慚奧義難達，潤色未周。凡昆湘與不佞經驗賞析所得，一皆和會其中，不敢稍存近名之意。或有未安之處，一俟再版時補正。
七、論旨博大深奧，鑽仰難窮。且古無病理、生理專書，凡府藏、氣血變化之用，皆隨文散見，讀者會通為難。爰約義疏大義，引證中西，別為《達旨》兩卷，冠於篇首，茲以爭待汗青，尚多未盡洽心之處，擬於再版時加入，或加緊印單行，就教海內，以期學與年進，庶得多所貢獻也（《達旨》大意，在引證中西，俾西方學者得國醫之認識。內容分納外合於府藏，約病源以氣血，寓神機於形質，歸病變於體秉。明陰陽，演五行，統六氣，分六經。外感明六氣雜合之分，內傷分府藏干移之辨，終之以平脈辨證、制方、權輕重，示醫道研精之次第）。
八、國學十二經脈度之發明，由上古聖神，以定功得之內照，故舊釋一名內景。井榮原合，各有尺寸，按穴行針，歷驗無爽。既非下學所能親證，更非世智所能妄參。但針法宜詳經穴，若湯液平脈辨證之用，則惟在求府藏、氣血之功用性情，明經絡運化之升降出入。邪有干移，證有傳變，不可據俞穴以定治，尤難依部位而分經，抄襲陳言，無裨診道。故本疏於經脈起止，一概從略。學者欲廣參證，自有經籍可考。
九、前年曾由何芸樵主席手寫論文行世，因軍事倥傯，校準之處，尚多未及改正，急於印行，不免亥豕。茲刻重加精校，非經文之有出入也。
曹序
余夙善病，中西醫診治數年，病益困。後遇瀏陽劉昆湘先生，治之即瘳，余親友久病，介先生治之亦瘳。余以是嘆服，疑先生必有異聞焉。歲戊辰，與先生避暑廬山，俯仰古今，對景傷懷。示余《傷寒雜病論》，曰：“此南陽張氏古本也，吾素仰其人，潛究其書數十年矣。”余受而讀之，其義精，其詞確，其法備，殆今之學者所未嘗聞也。亟思取以付梓，先生不可，曰：“吾方取成無己注本校之未竟，且與宗人仲邁先生皆有詮釋，仲邁方撰輯為義疏，亦未竟也，子其待之。”越甲戍書成，蓋先生述師傳之義，而仲邁疏通演繹之。夫醫道之為術尚矣，苟不師乎古，則或拘於形質，或囿於氣化，支節以鳴其學，其庸有當乎？今《義疏》出而古本之微蘊乃益闡發而光大，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 曄，功之深者其致用也遠。況今兵革未息，災害並作，人民之勞苦疾病於是邦也久矣。是書告成，得行於世，不特可以蘇當今人民之困，即後世嬰病苦者，亦受其惠，而學醫者更可以取法矣。若古本僅存而《義疏》未成，則此書之奧義恐難窺測，而今而後，乃知古本之足貴，《義疏》尤不可缺者耳。
長沙曹伯聞序
何序
余欲啟悟醫界，有所資以深入，致人民於康強，已手抄《傷寒雜病論》付諸影印，分贈知交及志於醫者凡千編，讀者來書多所贊嘆，間有疑於新增之文為偽作也，或猶有深入無從之感者。夫增文奚自？余於本論序中已略及之。余欲啟醫界之悟而增民生之福，以為是非岐出，當准諸理，理說紛紜，當取其益。果其有益，牧豎樵夫之言吾擇焉；如其未也，雖發聖人之冢而得蝌蚪之文，無補人世，又何取耶？若夫深入無從之感，戚戚有動於余心願，無術以益之，仍詢昆湘先生。先生曰：“余師張老親且久， 凢論中疑義、密義，悉質而記之，存仲邁篋中，可往問也。”余因請仲邁出而公諸世，仲邁於是有《傷寒雜病論義疏》之作，六閱月而稿成，以授余。余觀其逐章解釋，旁徵遠引，其命意也精以正，其措詞也詳以顯，深入而淺出，即故以生新，依據經文而廣義伸旨，反復譬說，有博辯連篇而不能自已者，而因文求義，若尚嫌其詢之簡也。仲邁資敏學優，於世落落，不為苟同，人第知其善醫而已，而其師承有自深遠之懷，始於本編見之也。吾知是編出，學者有所資以深入，疑義可釋，堂奧可窺，精術善用，大可減少人民夭札之患矣。雖然，余因之重有感焉。夫《尚書》雖有古今文之分，而經文則兩存並重。讀商周聖賢誥誡之詞，欣奮憬動，若聖賢可企而及，渾忘其文之為今古也，取其義而已。仲聖《傷寒雜病論》原文，後人不易為偽，讀其詞，繹其義，即能見知。今玆新潮洶湧，士囿錮習，發堯、舜、周、孔之心，傳復明於世，有格格嚴拒而不可入者矣。獨醫學也哉？獨醫學也哉！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何鍵序於長沙
劉瑞瀜序
《傷寒雜病論》何為而作也？傷古學之支離，憂後世之疾苦而作也。上天眷佑下民，自神農嘗草，黃帝傳醫，民生始有醫術。而十口相傳，載籍脫簡，家技授受，源遠而末益漓，加古法惟詳針砭，師傳矜秘，承習者難。降及秦漢，乃重禁方，湯液之用粗傳，診法之全未備。我先師長沙君，負天稟之聰，秉生知之聖，上窮下際，乘願示生，著《傷寒雜病論》，以平脈辨證、見病知源為宗，繼往開來，垂法萬世。其辭簡，其義微，理緣物彰，例隨文見，舉以析疑似於微芒，正權衡於毫髮。若《大》、《易》之包羅萬象，微妙難窮；似《春秋》之褒貶一言，高堅莫測。極博聞多識之功，窮格物致知之奧。蓋其意非以醫病，實以醫醫。醫宗之有長沙，猶吾儒之有孔子。
先師生當漢末，遭時多故，其書傳百餘年，至晉太醫令王叔和，始顯於世。乃典午既東，傳習已多訛闕，學者抱殘守缺，罕通作者之意。下逮唐宋，治傷寒者，類如外傳之例。至元成無己始為治其章句，然師傳久失，縱竭審思明辨之勤，亦但隨文演義而已。迨有明方有執起而為《條辨》，清初喻嘉言踵而為《尚論》，各以己意妄為刪削，有所弗解，輒歸咎於叔和。方、喻以還，箋疏頗盛，終清之世，毋慮數十家。本之不明，道以終晦。
瑞瀜少承庭誥，獨好醫經，拳拳服膺，實在茲論。寢饋斯學者二十年，泛覽百家，廢書屢歎，誠見末學紛紜之失，莫窺先聖制作之源。魏晉以前，書闕有間矣，雖欲整齊辨章，其道無由。嗣從宗人昆湘先生，受得先師張公秘本，既啟發以昔所尊聞，復因之得受教師氏。同心賞析，刻意研精，幸遇真經，如開寶藏，致曲有得，積義遂多，大旨粗明，微言猶滯。於時第四、五卷，師氏藏之，寒暑十年，乃復相付。瑞瀜弱齡慕道，欣喜勝緣，得與聲聞，益動憤發。往復明辨，咨訣心疑，尋波討源，因指喻月，乃得洞其旨歸，釐其章句。始知百家有百家之《傷寒》，而非長沙之《傷寒》也。蓋本論之晦，使學者鑽仰難明者，厥有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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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湘本的来源与印行
民国初年，湖南名医刘世桢(崑湘)漫游江西时，在一山谷中遇一张姓老者授以秘本《伤寒杂病论》，后经其宗人刘仲迈校后1932年于长沙（由何芸樵氏手写）石印公世，即长沙古本，亦称湘古本。该书为白文本，计十六卷。卷一至卷二“平脉法”，卷三“伤寒例”，卷四“温病”，卷五“暑、热、湿、燥病”，卷六至卷十一“六经病”，卷十二“霍乱痉阴阳易差后病”，卷十三至十六“诸可与不可”各篇。
当刘崑湘受书之初，即师事张老，“凡论中疑义密义，悉质而记之”。崑湘先生致力于“岐黄扁张四圣之学”，有《医理探源》之著，“先从事于《内经》、《难经》……继注《古本伤寒》，期传其真，六越寒暑，至乙巳(1905年)草成”。(《医理探源◎自序》)后因战乱，其中《古本伤寒》注稿多半散失，常抱残缺之恨。至1924年复与刘仲迈积十余年之探索，推本师传之义，更互演绎”，由仲迈执笔，撰《伤寒杂病论义疏》(以下简称《义疏》)十六卷，于1934年印行。(长沙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4册两函。国内各地尚有馆藏，因系线装书，借阅较难。)直至1999年刘炳凡先生等主编《湖湘名医典籍精华◎伤寒、金匮卷》收载此书，予以再版。为简体横排，并加标点本。（湖南科技出版社）但卷帙浩繁，又非单行，读起来仍觉困难。现有（2006）台湾古本伤寒专家如原先生为促进对古本伤寒的学习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今又不辞辛劳自行将《义疏》扫描成ＰＤＦ版，在民间中医网站上公开发布，极便查阅。
2.湘本的研究与注释
为古本作注者，首推刘崑湘氏，因注稿残缺，复经刘仲迈整理，“秉承师说，述义成疏”，对全书进行注释。
刘仲迈认为〈伤寒论》之所以难读，由于讹阙已久，历代注家，亦但随文衍义而巳。甚或“以己意妄为删削，有所不解，辄归咎于叔和，……本之不明，道以终晦”。既得秘本，“幸遇真经，如开宝藏……乃得洞其旨归，厘其章句，始知百家有百家之伤寒，而非仲景之伤寒也”。又因通行本，“未备六气，温暑之治实有忌于桂麻，燥热之方难取法乎柴葛”，医家遂有详寒略温之说。刘氏根据古本的篇目和载文而论曰：“伤寒古名，本赅六气。伤寒杂病论者，犹曰外感杂病论云尔。故首脉法以示诊要。次序例，明运气方宜，立伤寒传经正治之法。次则暑湿燥热，温痉霍乱，各有专篇。次乃演六经为病以究病变，而终之以可与不可，申误治之戒而垂医律。凡客邪正病，悉统于伤寒。坏证末传，即兼乎杂病。至于温发伏气，暑伤气府，湿邪有内外上下之分，燥热析五脏干移之变，六气中人，各有法度。立诊道一贯之宗，垂料度腑脏之法，辨外感杂合之诊，权脏气乘行之变……见病知源，奇恒备矣”。(《伤寒杂病论义疏?刘仲迈序》)
因古本载文与通行本不同者甚多，故刘氏注释多发挥己见，绝少引用诸家之说。《义疏》卷帙浩繁，内容宏富，限于篇幅，略举数条以观其梗概。如古本《平脉法》首条云：“问曰：脉何以知气血脏腑之诊也？师曰：脉乃气血先见，气血有盛衰，脏腑有偏胜。气血俱盛，脉阴阳俱盛；气血俱衰，脉阴阳俱衰。气独盛者，则脉强；血独盛者，则脉滑。气偏衰者，则脉微|；血偏衰者，则脉涩。气血和者，则脉缓。气血平者，则脉平。气血乱者，则脉乱。气血脱者，则脉绝。阳迫气血则脉数，阴阻气血则脉迟。若感于邪，气血扰动，脉随变化，变化无穷，气血使之。病变百端，本原别之。欲知病源，当凭脉变。欲知病变，先揣其本。本之不齐，在人体躬。相体以诊，病无遁情。”刘氏对此阐发甚多，其要论云：“此条为脉法大纲，示人以见病知源之奥，平脉辨证之理。”“凡脏气之内变，六淫之外伤，邪之及体，气血受病，气血扰动，病虽未见，脉象先形，故曰‘脉乃气血先见’也。”“人之秉赋不同，气血在人各有偏盛偏衰之异，脏腑之秉各有偏强偏弱之殊，故脉随气血之盛衰强弱而为之变化也”。如以外邪为例，则“病邪之乘，但有六气，邪之中人，随其所合，变化各殊，病变莫穷，证由体异，察体异秉，诊无遁情。”
按：此条通行本佚。由于人之气血，盛衰强弱不同，脏腑阴阳，有虚实寒热之别，故脉象表现因之各异。刘氏据以提出因秉赋不同而病随体变的体质发病学说，在临床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又如概论古本《温病篇》云：“伏气病温，邪自内发，外具太阳之表(发热)而不恶寒，内似阳明之燥(烦渴)而非胃实。温邪既在血分，则禁发其汗，发汗亦无汗，劫而迫之，必血枯津竭，病变难测。故温病之治，清其血而气静。气在上者，使血濡气布则肤腠外和；气在中者，引邪出传导而腐秽自去；气在下者，当分消二阴，俾燠热内泄。温病之变证，或移或干，误治久留，或上或下，既非伤寒之邪，总无汗解之法。其或津液内充而濈然病解，或阴阳相搏而振栗汗出，并阴并阳之争，不同表邪之治。后贤钻仰无由，不识伏气病温之旨，故将风热相搏，传经化热，暑、燥、热、湿之证，并为一谈，凡治当以凉之病，统混于温。”
按：古本专论伏气温病，故以苦寒泻火，凉血解毒，滋阴润燥为主，不同于六气病之治。
《伤寒论》111条。（电子版[7.83]）“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小便利者，其人可治”。该条无救逆之治方。古本则有“人参地黄龙骨牡蛎汤主之”。刘氏释曰：“此举火劫伤液，邪入血分之变。但于化热之中，论体秉仍有偏阳偏阴之异。若其人阳气偏盛者，则不但发黄，且至欲衄，阳盛则气偏盛，故迫血而上溢。若其人阴气偏虚者，则不但发黄，且小便难，阴虚则血偏虚，故水涸而金燥。更有阴阳俱虚，精气两竭者，则阳不布津，阴不化液，两皆枯竭。……以初由中风被火，劫伤津液，误治迁延，变生诸症，愈转愈剧。至此已成半死半生之侯，若小便利者，膀胱尚能化气，知肾水之未涸，虽危犹有生机，故曰可治。病至阴阳两竭，脉当转微而涩，必久按不变，神气未散者，乃有苏枯之望。宜人参地黄滋津液之枯竭，龙骨牡蛎敛神气之虚浮，佐茯苓导心气下行而利水，虽曰可治，亦未能十全也。”
按：刘氏据古本载方，论此条证治较诸家为详。说明误治之变证亦当审体质之阴阳偏盛以推断预后归转而酌定治法也。《伤寒论》111条，系误治坏证，因无救治之方，乃至众说纷纭。虽自宋以来，为补治方者，代不乏人。由于见解不一，终难公认。其中以清、黄坤载对本证所提出的治法，较为具体。如云：“宜以麻黄、石膏泄其表热，大黄、芒硝泄其里热，半下、生姜降其逆，猪苓、滑石渗其湿，表里双清，则神气慧爽矣。”然而南京伤寒大师陈亦人先生明确指出：黄氏之论“似乎面面俱到，颇符辨证论治精神，实则可商之处极多。已经是阴阳俱虚竭，身体枯燥，何能再用麻黄发汗？虽然腹满微喘，或不大便，而于气血流溢，失其常度之时，何能再用硝、黄下夺？口干咽烂，邪火充斥，何能再用半下、生姜辛温燥烈？阴虚小便难，何能再用苓、滑以强利小便？由此可见，实际是矛盾重重，极其悖谬，绝对不应盲从。”故“认为本证的治疗，应当气营两清，滋生津液，可参考后世温病的治法，不应局限于伤寒家的偏见。”（《伤寒论译释》下编，580页。）因此，古本以“人参地黄龙骨牡蛎茯苓汤主之”，乃应变之法，救逆之方，用于本证是比较符合的。
《伤寒论》151条“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该条缺治方，古本有“小青龙汤主之”。刘氏释曰：“脉浮而紧，证象在表，加中有水气之结，其人当渴而躁烦。庸工不识见病之源，而反下之，表邪内陷，紧反入里，水寒气结，因成寒痞之变。紧入里者，谓浮紧变为沉紧。虽痞而按之自濡，中无结鞭，此非水饮有形之结，故知但气痞耳。宜小青龙汤者，化水气散外寒之剂也。邪由外陷，治之仍令外解，惟气郁而未至形实者惟然”。
按：由于本条有论无方，遂致诸家各是其说而是非难辨。刘氏据小青龙汤方义释之，故云“水气之结”，加之“寒邪内陷”而成水寒气结之痞证。此注可备一说。
《伤寒论》383条，古本载为“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非(宋本‘非’误作‘为’)霍乱。霍乱自吐下，今恶寒身疼(宋本缺此一句，多‘又利止’三字)，复更发热，故知非霍乱(宋本缺此五字)也”。刘氏释曰：“霍乱之证，当自吐下。必不兼太阳恶寒发热之表。今恶寒身疼，复更与发热并见，故知病属伤寒而决非霍乱也。此义于霍乱证治，所关至大。乃旧本讹缺，后贤循文衍义，竟以霍乱外证颇似太阳，失之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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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古本所论属于寒邪霍乱，以吐泻为主要症状，没有其他兼证，颇似现代医学“真霍乱”的临床表现。其吐利兼太阳之表，本非霍乱，《伤寒论》则云“此名霍乱”。千载以来遂据宋本载文认为仲景所说之“霍乱”，是以吐泻为主而兼有其他症状的多种急性肠胃疾病。直至今日，依然沿用“霍乱”之名，统属吐泻诸疾，而有“寒热干湿”之分，“表里虚实”之异。这种情况，造成今之医者对霍乱危症，概念模糊，病机混淆，治法杂乱。
此外，仲迈先生又于古本伤寒中新增“疫论”，附于《温病篇》之后。证分“温疫，寒疫，温寒杂合之疫”。治方有“大小逐疫汤、白虎宣秽汤、`温里解郁汤、逐瘀荡秽汤、柴胡分消汤”等6方。意在辨疫疠流行之病及治法，有别于古本温病与六气之病。故列举疫病证治，以补其未备。
纵观刘氏《义疏》，穷源竟委，刻意研精，于仲景之书，务求理畅辞通，积疑尽释。探隐索微，洋洋七十万言。于宋本缺疑之条多所发挥。尤其对佚文之注，阐发奥义，皆出己见，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长沙古本《伤寒杂病论》自1932年印行后，颇为医家所推重。浙江名医宁波周岐隐先生对此用力较深，“深信以为长沙旧文复显于世，辄取古本所备与通行本阙佚之条，比类参互，撰《伤寒汲古》一书”，于刘氏《义疏》成书之前一年(1933)问世(四明怡怡书屋铅印本)，当时仲迈先生及名医张山雷等即为之作序评介。周氏在自序中写道：。宋元以还，注疏伤寒者，不下百数十家，……而伤寒真义日趋支离灭裂。……今得古本，千载疑团，一朝大白，瓦釜雷鸣，都成废语。且仲景撰用内难，向无全书可证，今按各卷佚文，与《内经》往往若合符节。而奇经八脉之治，五脏‘脏结’之分，又与《难经》互相阐发，不有古本，何由窥其全豹乎。”
按：《伤寒汲古》书分三卷，共佚文一百六十五条，订误七十九条，佚方八十有八，较湘本佚方97方少9方，除备载佚文佚方外，主要是据以订正《伤寒论》条文之误，实际也就是湘本的摘录。著名医家冉雪峰对该书颇为重视，在《冉注伤寒论》中，即多处引证《伤寒汲古》补订诸条，留作参考。
另如黄竹斋《伤寒论集注》于1934年再版时，“适获湖南刘仲迈《古本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将其脉证佚方，及订误各条，依次附列，以资考证”。（《伤寒论集注?凡例》）后于1948年以白云阁藏本（今称桂本）为主，综合《伤寒》《金匮》撰《伤寒杂病论会通》，又据湘本补桂本之缺。对文同宋本者，注取百家之说，而于佚文则转引刘氏《义疏》以为释。此外，湖北叶发正研究员于1995年在其《伤寒学术史》一书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77页)对湘本载文作了全面统计，如云：“湘古本与宋本《伤寒论》相对照，新增条文148条，主要分布在‘平脉’、‘温病’、‘伤暑’、‘热病’、‘伤燥’、‘太阳’、‘太阴’、‘霍乱’等篇中。增加方剂85首，主要表现在‘伤寒例’、‘温病’、‘太阳’、‘太阴’、‘霍乱’等篇。订正经文5条，订正方剂2个，删字67个，全书共增字1051个。”
由于湘古本公世早于桂本,加之刘氏《义疏》影响较大,因此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1993年版)于补编部分,将该书所有序跋尽皆收录,而未及桂本一字。即《中医大辞典》(1995年版)亦只有湘本辞条而失载桂本。
湘古本较宋本《伤寒论》优胜之处颇多，故近年参考引证湘本以校注《伤寒论》的尚有不少著作，各书俱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需指出的是，湘古本与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似出于同一传本，载文有异之处，可以相互补证。然亦有讹误不足者，湘本虽分为十六卷，但缺杂病证治，无《金匮》条文，仅将可汗不可汗、可下不可下各篇凑合成数，亦名《伤寒杂病论》，其实不副。该书《伤寒例》前，较桂本少《六气主客》一篇。（白云阁本亦无此篇）而六气之病仅有“暑、热、燥、湿”，尚缺“风、寒”二病。其有论无方者，如阳明篇有佚文一条，其文曰：“动作头痛，短气，有潮热者，属阳明也。”未出治方。桂本则有“白蜜煎主之”一句，方用人参、地黄、麻仁、白蜜四味。还有方证不符者，如“太阳中暍”一条，宋本无治方，湘古本于“则淋甚”之下有“宜当归四逆汤”一句，殊觉不类。桂本则为“白虎加桂枝人参芍药汤主之”，较为切合。他如《伤寒论357条“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宋本误作“麻黄升麻汤主之”。(桂本麻黄升麻汤则在359条“伤寒本自寒下，……更逆吐下”之后。且用药不同，方无“当归、玉竹、芍药、天冬、茯苓、石膏、干姜”等)历代注家对357条争议较多，柯韵伯谓：“麻黄升麻汤，其方味数多而分量轻，重汗散而畏温补，乃后世粗工之技，必非仲景方也。此证此脉，急用参附回阳，尚恐不救，以治阳实之品，治亡阳之证，是操戈下石矣。敢望其汗出而愈哉。绝汗出而死，是为可必。”（《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四逆汤证上》）桂本此条作“人参附子汤主之(人参、附子、干姜、半夏、阿胶、柏叶)；不差，复以人参干姜汤主之(人参、附子、干姜、桂枝、甘草)”。湘本前方与桂本同，后方竟作“不差，复以鹿茸附子人参干姜汤(四味)主之”。又如桂本《太阴病篇》[10.26]“太阴病，有宿食，脉滑而实者，可下之，宜承气辈；若大便溏者，宜厚朴枳实白术甘草汤。”湘本此条上半节基本相同，而下半节则作“但滑者，宜导引之，厚朴茯苓半夏面麦豆黄卷汤主之，便溏者加白术与之。”（“面麦”即麦芽）再如《霍乱篇》湘本与桂本载文及治方亦有较多差异，如“霍乱兼疫气，必霍乱，死后尸气流传，相染为病，当按法治之，但剂中宜加香气之品以逐之，沉香、丁香、香蒲入汤佳。”（桂本无此条）如此之类，不胜枚举。仲景之书何曾用过“鹿茸、麦芽、豆黄卷、沉香、丁香等药？至于其他有些文句，同样可以看出为后世医家增补或改易的痕迹。以上现象皆因年代久远，辗转传抄，难免有阙误之处，但瑕不掩瑜，无关宏旨。至于医家因临床需要而增补方药，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在深入细心研读此书的同时，必须注意，绝不能把后世医家的认识，看成是仲景先师固有的学术思想。
3.结语
刘氏《义疏》为古本详注，探奥发微，足资研究诸本之参考。特别是刘氏根据古本理论，倡导“平脉辨证，见病知源，相体制方，活法一贯”之宗旨。在阐述“外感明六气杂合之分，内伤有腑脏干移之变“的同时，提出“病由体变，乃百病之通例”。因人之秉赋不同，病机病变皆由体质所决定，故应“法因人异，相体定治”。若仅以方药之效验用于临床，既不足以应病之万变，更“难求体秉之合，其弊则离体求证，得失参半”。说明不论从诊断到治疗都必须辨体。刘氏这种“相体辨治”的精辟理论，不仅对指导临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完善中医体质学说亦有一定参考价值。虽然湘古本没有桂本完整，但其载文确有可资互补之用，不能因湘本是残本，且有讹误等问题而尽予否定。尤其刘崑湘、刘仲迈二位先生研究仲景之学的成果，与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都是借注释湘本来发挥的，故《伤寒杂病论义疏》的内涵极其丰富，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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